炒股配资询问奥斯卡都快黄了，阿汤哥才拿到小金人

经过数十年的被忽视、被低估，好莱坞一位常青树炒股配资询问，终于获得了应得的认可。

当地时间11月16日晚，演员兼制片人汤姆·克鲁斯，也就是国内影迷所熟知的阿汤哥，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。从影40年，这是克鲁斯首次拿到小金人。

在颁奖典礼上，63岁的克鲁斯发表了一段动人的演讲：

“无论来自何方，在影院里，我们一起欢笑、一起感受、一同憧憬、一起做梦，这就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力量。这正是它的意义所在，也是它对我而言如此重要的原因。所以，拍电影不是我的工作，而是我的生命。”

有趣的是，40年里，奥斯卡似乎与克鲁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感，只把他当作一个动作明星，而非严肃的演员。

当然，学院偶尔会给他一个礼节性的提名。1989年的《生于七月四日》、1996年的《甜心先生》、1999年的《木兰花》，在这些作品中，克鲁斯展现了一个性格演员的深厚功底，而不仅仅是“明星”或“动作演员”。

可以说，不爬塔、不跳崖的时候，克鲁斯也奉献了很多细腻、勇敢且绝对值得奥斯卡的经典角色，但学院从未邀请他上台。他始终与其他落选者一同坐在观众席上，热情地露出那标志性的“500瓦笑容”，配合镜头捕捉反应。

影迷最意难平的，莫过于2000年的奥斯卡颁奖礼，迈克尔·凯恩的平庸表演（《苹果酒屋法则》），竟能击败克鲁斯扮演的充满毒性阳刚之气的励志演讲者（《木兰花》），“简直是世纪未解之谜”。

《好莱坞报道者》批评说，说实话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克鲁斯已经不需要奥斯卡奖来巩固自身的传奇地位，奥斯卡可能正需要他来拯救自己的声誉。

就像《碟中谍》系列中经典的飞机坠落场景一样，奥斯卡的收视率和文化影响力，正在急速地螺旋式下降。自1998年以来，奥斯卡的观众流失了66%。如今一场颁奖礼，热度还不及一场普通的NFL季中赛。

相反，克鲁斯依然展现了恐怖的“电影明星”魅力。今年5月上映的《碟中谍8：最终清算》，全球票房近6亿美元。此前2022年的《壮志凌云2：独行侠》，全球狂砍15亿美元的票房，创下克鲁斯个人最高纪录，更被认为是拯救了疫情中奄奄一息的电影院。

当然，吸金能力只是衡量“电影明星”的指标之一。其更内在的逻辑是，在A级大制作中，演员与角色、创作与观众，究竟处于何种关系。

在略显古早的时代，影迷们为了史泰龙、施瓦辛格（当然，也会为了克鲁斯）走进影院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《洛奇》《终结者》这样的大作，都是围绕巨星而打造。

如今，“巨星驱动”的大制作已经濒危。好莱坞彻底转向了特许经营、IP和超英宇宙。在这里，演员屈居其下，IP成了作品的最大驱动力。就像“蜘蛛侠”，从托比·马奎尔、到安德鲁·加菲尔德，再到汤姆·赫兰德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演员是谁不重要，蜘蛛侠将恒久存在。明星不再是电影品牌的核心，IP才是。

《碟中谍》也是系列作品，伊森·亨特也是IP，但不同的是，人们都只认克鲁斯。这正是克鲁斯自己坦然拥抱的，一种“电影明星”的自我形塑。因此学院派批评他太过精明、太过商业化，而非沉溺于方法派演技的自我折磨，自然入不了评委的法眼。

这种矛盾的另一面，是评论界和影迷们的无限感慨：电影明星的时代，已经被特许经营和超英宇宙杀死了。正如荷兰弟或者克里斯·埃文斯，离了“蜘蛛侠”与“美国队长”，星光便暗淡了许多，至少不具备跨世代的吸引力。

更重要的是，好莱坞已经不需要“超级巨星”了。迪士尼与斯嘉丽·约翰逊因《黑寡妇》同步登陆流媒体无分成打了官司。克里斯·派恩和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，因薪资谈判破裂，告别了《星际迷航4》。亨利·卡维尔也被迫卸任“超人”的任期。

人们称克鲁斯是“最后的电影明星”，颇有种末法时代的悲凉感。关于拼命三郎，我们已经讲得太多，这次不妨讲一讲所谓“末代巨星”的故事。

“克鲁斯形象”

2022年5月4日，加州圣地亚哥中途岛航空母舰博物馆，《壮志凌云2：独行侠》全球首映礼，喷涂着汤姆·克鲁斯名字的直升机，降落于退役的航空母舰上，当哈罗德·方特梅耶经典的主题曲响起，克鲁斯走下了直升机，款步走来。

2022年5月4日，汤姆·克鲁斯搭乘直升机抵达《壮志凌云2：独行侠》全球首映礼

首映礼热闹非凡，退役航空母舰做了特别的装饰，铺设宽阔的红色地毯，并点缀着几架战斗机。Lady Gaga电影配乐的伴奏下，一队F-18战斗机盘桓于空中。

场面之宏大，让人联想到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辉煌岁月。那时，迪士尼毫不犹豫地将一艘航空母舰从圣地亚哥运到夏威夷，为迈克尔·贝的《珍珠港》首映式造势。同样是这家制片公司，在佛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建了一座500座的影院，只为办一场《世界末日》的首映式。

明星环游世界、投入数百万美元的造势活动，一场场文化盛事背后，主角往往是超级巨星。只是，这种奢华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。流媒体算法及其配套的数字营销策略，早已取代传统的实地巡游。

《壮志凌云2：独行侠》首映礼这场略显老派的仪式，的确很有克鲁斯风格。“他是濒临绝迹的一类人，会真正为世界奔波。”派拉蒙发行总裁克里斯·阿罗森表示，“许多人对此不屑一顾，‘我不想做那种事’。但对汤姆来说，这始终是他的本性。”

也因克鲁斯自有话语权，制片公司高管们也只能听之任之。

今年5月，《碟中谍8：最终清算》伦敦站的宣传造势，克鲁斯跟观众们讨论完电影后，突然爬上了当地标志性建筑BFI IMAX影院的屋顶，引起一阵轰动。据称，现场没人知道他怎么爬上去的，一时还不知道是亨特走进了现实，还是克鲁斯在执行什么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

2025年5月，汤姆·克鲁斯现身伦敦BFI IMAX影院屋顶，为《碟中谍8》宣传造势

很难想象，如今的克鲁斯，已经63岁了，按理来说，已经是个实打实的“六旬老汉”了。但他依然精神抖擞。面容还是精致，只有些许圆润、坍塌，鼻梁和下颌线条，经过微妙的修饰，头发也依然浓密乌黑。他的身材紧实，目光专注。牙齿闪闪发光。事业如日中天。他的状态，看起来比大多数40岁的人要好。

克鲁斯是那个“以超级巨星为价值”的时代的顽强幸存者，他们以不变的个性与职业操守，维持着年轻与美丽。他证明的是，“真正明星并非拥有额外特质，而是某种缺失——某种奇异的空白或空洞，观众将自己的渴望投射其中”。

这种空白和空洞，维护了一个明星的神秘性，也是克鲁斯苦心经营的结果。

如果没有拍摄，没有宣传造势活动，人们很难找到克鲁斯的踪迹，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这在社交媒体时代，简直难以想象。

2021年以来，除了拍摄两部《碟中谍》电影，外界所知的，他所做的事情，似乎只有一件：在英国伯明翰的一家餐厅，点了一份鸡肉提卡马萨拉。据该餐厅的一条推文，他吃完又点了一份一模一样的。

多年来，狗仔队很少在拍摄和宣传电影之外的场合拍到他。部分原因是，他长期远离美国的名人活动中心：纽约和洛杉矶。他住在哪里，没人知道。有传闻是佛州“山达基教会”总部附近一处顶层公寓，但从未被证实。

但这不意味着克鲁斯是个隐士，一位长期关注克鲁斯现实动向的忠实粉丝说，克鲁斯是个“伪装大师”，一般人很难在街上认出他来。

人们常常认为，一线巨星的成功，来自曝光度，他们通过各种渠道，展示自己的个性，以维持粉丝们的追捧。但克鲁斯却拒绝这样做，非电影宣传期间的采访，他一律拒之门外。

他押注的是：仅靠“汤姆·克鲁斯”这个名字，不用透露更多细节，就足以吸引人们观看他的电影。而他大多数时候都证明了自己是对的。

要弄清楚这一点，或许可以对比克鲁斯与他的搭档布拉德·皮特，两人曾在《夜访吸血鬼》（1994）中合作，且同属一个日渐式微的群体：好莱坞男主角。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，他们都演相同的电影类型，惊悚片、喜剧片、爱情片、心理剧、史诗片等。但过去十年间，皮特尝试融入各种角色，从废奴主义者到宇航员。而克鲁斯则专攻动作片，他与外星人、恐怖分子、间谍同行、木乃伊以及各种美国敌对势力展开搏斗。

皮特用角色消融自我，克鲁斯则不同，他将角色塑造成自己的翻版，将银幕形象与现实中的跳伞、悬崖跳跃、摩托车跳伞飞行员身份完美融合，以至于这些角色近乎成为“汤姆·克鲁斯”的载体。这一点极其成功，8部《碟中谍》，共创造了46亿美元票房的佳绩。

演员的形象，可分为三种：真实自我形象、公共形象、银幕形象。克鲁斯尽其所能地消除自我真实形象（即便是宣传期间上深夜脱口秀，他也闭口不谈私生活细节），同时，他也尽其所能地弥合公共形象与银幕形象的界限。

对克鲁斯来说，电影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承诺，是一种比魔法更强大的力量。在《碟中谍》中，影迷们亲眼看见的，不是特效制作的惊人壮举，也不是经验丰富的特技演员执行危险动作，而是真实镜头中，他本人——一个60岁的三孩父亲——骑着摩托车从悬崖上飞驰而下。

那到底是汤姆·克鲁斯，还是伊森·亨特，已经不重要了，它已经构成了“克鲁斯形象”的核心要素。

2023年，汤姆·克鲁斯驾驶着战斗机录制MTV电影与电视奖获奖感言

以至于如今许多公开露面，克鲁斯都坐在某种类型的飞行器中。2023年5月，他没有亲自出席MTV电影与电视奖颁奖典礼，相反，他驾驶着一架战斗机穿越云层，他在驾驶舱内录制了获奖感言，在引擎的轰鸣声中，只听他礼貌地喊道：“我喜欢为你们带来娱乐！”

可以说，群星落寞的时代，克鲁斯正是借助这种自我神话，完成了一场超级巨星的自我挽救。名为克鲁斯的“巡游”（与“Cruise”同义），才没有早早搁浅。

马普瑟四世

90年代末，克里斯蒂安·贝尔和导演玛丽·哈伦在创作《美国精神病人》时，苦于不知如何塑造那个反社会人格的连环杀手——集风趣英俊和恐怖黑暗于一身的主角，贝特曼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贝尔看到了克鲁斯在大卫·莱特曼脱口秀上的一段访谈。

节目中，克鲁斯回忆起自己曾作为副驾驶，开着一架私人飞机，他关闭了一名乘客的氧气供应，以便继续在高空飞行。克鲁斯觉得这段故事非常搞笑。一脸困惑的莱特曼，只是微笑着问道：“但说真的，从另一个角度看……这难道不是企图谋杀吗？”

克鲁斯笑得更厉害了。

哈伦在2009年回忆了当时贝尔的讲述，“克鲁斯当时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友善，但眼神中毫无波澜”，贝尔对这种能量非常着迷。

时间回到20年前，神秘的克鲁斯是另一副面孔。在公共领域，他张扬无忌、放飞自我、不加遮掩地展现自我的怪诞。他经常以某种惊人的叙述方式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让外界错愕不已。

比如他说，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还是个身无分文的新人演员。在曼哈顿，他说服妓女，开车穿过林肯隧道，送他回到新泽西的家中。换句话说——他必须说服妓女的客户，因为他们才是有车的人。

年轻的克鲁斯坐在后座，妓女和司机坐在前排，这些人被他的急切而不安的个性所震慑：他时而露出迷人的微笑，时而露出坚定的眼神。人们很难辨别这些故事的真假，但它混杂一种怪异的自我能量。这与他的童年经历异曲同工。

在克鲁斯早些年的自述中，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。他生于1962年7月3日（而非7月4日）的纽约雪城，原名叫托马斯·克鲁斯·马普瑟四世。但后来他去掉了“马普瑟”这个姓。可能是因为“汤姆·克鲁斯”听起来更顺耳，也可能是为了与父亲划清界限。他曾形容父亲是个“混乱的制造者”。父亲常会让他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然后就对他施以暴力。

克鲁斯一家生活贫困，频繁搬家——他曾表示，他读过十几所学校，其中一所是天主教神学院。他曾短暂梦想成为神父，但理想因从神父处偷酒被同学检举而幻灭。

他说，自己从小胆大包天。四岁半时，他爬上自家房顶，只为跳了下去。灵感来自一个跳伞玩偶。“就是那一刻，你从房顶跳下，心想：‘这肯定不行。太可怕了。我要死了。’”然后他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“我第一次在白天看到了星星，我抬头看着天空心想，‘这真有趣’。”

《碟中谍7：致命清算》中克鲁斯在离地约1200米的峡谷中坠落，并在不到152米的空中，打开降落伞

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用邻居新种的松树练习跳高。据安德鲁·莫顿所著的未授权传记记载，他曾骑摩托车撞上砖墙，险些丧命。他将部分精力投入体育，但莫顿写道，他以“凶猛、无法无天的攻击性”而非运动天赋闻名。“他在地板曲棍球上很粗鲁，”这位演员的童年朋友说，“他固执但没有天赋。”

高中的克鲁斯，勤奋努力，但成绩平平，飞行员的梦想，似乎也要破灭。好在，一位老师鼓励他试镜《红男绿女》的演出。他得到了主角角色。他的前剧组成员告诉莫顿，即使在那时，他也很清楚自己注定会成名。在不到一年时间，克鲁斯就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银幕角色。

1981年，克鲁斯在《熄灯号》饰演了一名军事学校的学员。这个角色张扬暴戾，进城时，他用M16步枪向当地人开火以示威慑；当国民警卫队前来关闭军校时，他向他们倾泻了一阵弹雨。其颇具张力的表演，备受赞誉。

真正让克鲁斯名声大噪的，是1983年的《乖仔也疯狂》。克鲁斯饰演一名高中生，父母外出期间，他将自家房子改造成妓院。这是一部成长电影，却带有奇特的感伤色彩。已故影评人罗杰·埃伯特曾写道，克鲁斯“懂得通过不言不语、无法感受和无法理解的事物，暗示出一个完整的世界”。

影片的标志性镜头，来自克鲁斯的一段即兴演出。他身着一件粉色衬衫、一条内裤、一双白色袜子，以左腿紧绷的姿态，滑入镜头。他在鲍勃·塞格的《老式摇滚》中，癫狂一般地扭动身姿。

在那个自由叛逆而张扬的时代，克鲁斯的这段表演，在美国流行文化中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据报道，他佩戴的雷朋Wayfarer太阳镜，销量因此暴增近两千倍。

那个滑动动作，近乎一种宣告姿态，它告诉世人：克鲁斯来了！

接下来，克鲁斯出演了一系列公式化的电影，且都大获成功。充满青春活力、潜力无限的角色，在不同导师的帮助下，掌握一项高难度技艺（台球骗术、赛车驾驶、调酒），电影通常也会出现一位成熟且身材高挑的女性角色。《壮志凌云》便是这一套路。

1989年的反战电影《生于七月四日》，展现了克鲁斯演技的广度。这是个传记片，以和平活动家罗恩·科维克的真实故事为蓝本，他曾在越南战争中担任海军陆战队中士，后因伤瘫痪。克鲁斯为角色准备时，曾探访退伍军人医院并乘坐轮椅体验生活；据称他还与导演奥利弗·斯通讨论过使用一种化学药物暂时诱发瘫痪的可能性。但该方案最终被电影保险公司否决，因担心药物可能导致永久性瘫痪。

《碟中谍》系列中后期，克鲁斯的“玩命”才逐渐被大众所认知。但这股劲却不是凭空诞生，早在他的儿童阶段，早在他进入这个行业的初期，它就已经如此顽强。可以说，这种“不疯魔、不成活”的人格底色，已经深深刻印在他的基因里。

哥特魅影

爱尔兰电影学者Sorcha Ní Fhlainn在《吸血鬼克鲁斯：好莱坞哥特、明星品牌化与〈夜访吸血鬼〉》一文中，将早期的克鲁斯，界定为一种“哥特美学”。

这个词指向了“天使面孔”与“潜在疯狂”的双重蕴涵，Fhlainn认为，克鲁斯的魅力不来源于阳光，而恰恰来源于其魅影。他从未真正让人“安心”——相反，他的角色令人既期待、又困惑。他是那种始终“稍显不对劲”的银幕存在，因为他“太完美、太神秘、太非人”。《香草的天空》大卫一角，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“现代哥特中的幽灵”：他死而不知、自恋而被弃、自控而破碎。

这种特质，在银幕内外是一体的。

无论讨厌他的人，还是喜欢他的人，都会承认他身上的怪人气质。这种“怪”，形成了两种互相纠缠的力量。一种是内向循环的，极端不要命的劲儿，在片场变成一种冒险家精神。另一种是向外，极具攻击性，展现了克鲁斯的自大无礼、张扬怪戾，常常给他人带来冒犯。

早在1983年拍《小教父》时，科波拉导演就形容这位年轻演员“容易走极端”。他要求全体演员学习体操，但“汤姆极具竞争意识，最终他来了个后空翻”。

问题是，这个后空翻在《小教父》中毫无意义，突兀且难以解释（无意义的后空翻，已成为克鲁斯电影的标志性元素），但就这么保留下来了。拍过《教父》的科波拉，是当时好莱坞最具名望的导演之一，却也迁就于一个20岁出头的小年轻。

克鲁斯浑身散发着一种高强度能量，让很多合作的名导都“大开眼界”。很多导演都表示，他们需要对克鲁斯进行约束。导演保罗·托马斯·安德森说，在拍《木兰花》时，他的工作就是让克鲁斯冷静下来。

在戏外，克鲁斯的高强度能量，往往容易酝酿成灾难。

这在2005年达到了一个巅峰。那一年，克鲁斯的情绪起伏剧烈，从一端飙升到另一端，其间发生了著名的“沙发跳跃”事件。在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中，克鲁斯谈到对演员凯蒂·霍尔姆斯的公开追求时，情绪异常亢奋，只见他双手紧紧握着奥普拉的手，跳上她的沙发。这癫狂的举动，仅仅是无法抑制新恋情带来的喜悦。

这个画面，此后被各路媒体和网友不断恶搞，成了难以洗清的污点，克鲁斯的声誉开始崩塌。

围绕克鲁斯的另一大舆论风波，则是山达基教会。他因公开支持这个高度保密且备受争议的宗教组织，在2005年与演员波姬·小丝爆发了争论。由于山达基反对精神病学和精神药物治疗，克鲁斯斥责波姬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产后抑郁“太无知”。随后，他和新闻主持人马特·劳尔进行了一段激烈的辩论，克鲁斯表示“精神病学应该被取缔”。

无论从何种角度看，波姬都是无辜躺枪者。克鲁斯的攻击，自然不被大多数人所支持。克鲁斯的声誉，跌到了谷底。

克鲁斯卷入山达基，时间可追溯至1986年，也就是他凭借《壮志凌云》再攀职业高峰的那一年，他与女演员咪咪·罗杰斯交往，据称是她将他引入该教派。山达基由前科幻作家L. Ron Hubbard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。根据该教派的网站，其核心教义之一是“人类是一种精神存在，拥有远超其通常所能想象的能力”。克鲁斯无疑是与山达基关联最紧密的明星。

山达基，在外界看来，有某种邪教的性质，斥之为骗局的声音也不绝于耳。不仅如此，多年来，该教会因虐待指控多次受到调查，但均予以否认。然而，克鲁斯已欣然接受了作为山达基教全球大使的角色。他与教会领导人戴维·米斯凯维奇关系密切，外界认为，克鲁斯在《少数派报告》中塑造的角色，便以米斯凯维奇为原型。

山达基的迷雾，持续了二十来年。2015年的纪录片《Going Clear》揭露了山达基内部种种不端行为（根据纪录片的暗示，克鲁斯可能知晓其中部分恶行）。同时，克鲁斯在教内拥有高级别的影响力，甚至可能是“事实上的二号人物”。山达基否认了这些说法，称他只是一名“备受尊敬的教徒”。

此外，还有质疑称，山达基影响克鲁斯的个人关系、职业选择，甚至有说法称，克鲁斯整个人都被该教控制了。

梳理克鲁斯的公开采访，不难发现一点，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山达基的怪异氛围中，甚至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。他有一套自洽的逻辑，贯穿了他的公共形象，也延伸到了其银幕形象。

在诺顿秀的采访中，克鲁斯曾谈道，他为了一个特技镜头，学会了屏息超过6分钟。“我的心率本来就很低，非常低，这意味着我的身体不需要消耗太多氧气。”他解释道，专业潜水员帮助他进行呼吸训练，使心率进一步降低。“有时我在会议上说话时，根本不会呼吸。我意识到，我停止了呼吸。”

没人知道，山达基的大门，如何为克鲁斯打开。但传记作家莫顿却尝试扮演起精神医生的角色，推测克鲁斯之所以这么容易被招募，原因是他“是一个不确定的孩子，正在等待父亲给予的不应得的打击”。这番定论多少有些轻浮，因此广受批判。但莫顿对克鲁斯人生的整体性观察，却不失敏锐。

在他的描述中，克鲁斯控制欲强，是个热情洋溢的人物（正如一位观察者回忆的，“他就像一个行走的灯泡”），其个人需求与新信仰的严格等级制度完美契合。他专横跋扈、好斗，将自己推向了超越单纯浮华的领域。

莫顿写道，在当今所有明星中，汤姆是一位电影救世主，他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惧与疑虑。利用现代名人不受约束的权力、我们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接受，以及全球化令人不安的规模，该组织的不懈扩张，得益于其代言人（克鲁斯）魅力与说服力，其现代感、亲切感与友善外表，掩盖了其信仰中的狂热。

跟克鲁斯的自我神话一样，莫顿这番高度抽象化的论述，当然也值得警惕。但有一点是可能对的，克鲁斯，的确是一位电影救世主。

最后的电影明星

在2005年的舆论海啸后，克鲁斯很快收敛了自己的锋芒。那个放荡不羁的克鲁斯，淡出了公众视野。他还专程给波姬·小丝道了歉。波姬说：“我对他的诚意深感钦佩。”

但他没有对山达基问题作出过任何回应，有趣的是，他并没有受此拖累。也许，前社交媒体时代的影迷心中，克鲁斯远未达到那种痛心疾首、狼狈不堪、悲痛欲绝、尖叫着“他不能一直这样逃脱”的程度。他依然深受喜爱。这种喜爱并不像其他一些备受争议的知名演员那样，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气息。相反，人们由衷敬佩、甚至不乏惋惜地喜爱着克鲁斯。

如前所述，一方面的原因在于，这二十年来，克鲁斯在极力消除公共场域中真实自我的存在感。更重要的原因，与克鲁斯投入工作的方式密切相关——他以另一种面向公众的“宗教”取代了山达基，那就是电影。

2015年《Going Clear》上线后，一系列指控接踵而至，舆论攻势山崩海啸般卷土重来，但同年《碟中谍5：神秘国度》上映，观众和网友还是对他赞不绝口。2023年，纪录片导演亚历克斯·吉布尼接受《滚石》采访时坦承，他对克鲁斯成功避开任何形式的“清算”感到惊讶。

即使与山达基关系最密切的时期，电影对克鲁斯而言，也已经像一种宗教。这种倾向，可以追溯到1984年，即他接触山达基教两年前，他谈电影是提升自我与获得宁静的途径。

那时起，他身上就有着一种不可遏制的信念与魅力，让他具备一种传教士般的能力，将陈词滥调转化为一种迷人的咒语或祈祷——他反复强调，自己从4岁起就渴望毫无保留地投身电影和环游世界。

关于托马斯·克鲁斯·马普瑟四世，人们都知道他在神学院学习的经历。汤姆·克鲁斯一直坚称，托马斯·马普瑟从未真正接近过成为神父，但这一段经历仍深刻体现了他性格中那股热忱的冲动——对知识与理解的不可遏制的渴望，以及他对更高使命或力量的信念。

而在他将这一切倾注于山达基之前，他找到了另一个出口——演戏和拍电影。这种特质至今仍存留在他身上，证据无处不在，哪怕他只是直视镜头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喜欢爆米花。电影，爆米花。”

风波之后，克鲁斯的工作重心，已经完全专注于动作片。这种专注，似乎已演变为一种生存意义。“他吃、睡、呼吸都离不开这份工作，”派拉蒙前制作总裁威克·戈弗雷说，“没有什么能分散他的注意力。他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。他熟悉每一个细节。”

《碟中谍》这个系列中，他已不只是演员那么简单。他还是制片人，是老板，本该坐享其成、尽量让自己舒坦，却在拍摄过程中，频频上演搏命的戏码，从而成就了本系列的金字招牌。2011年的《碟4》，他徒手攀登828米的迪拜塔。拍摄时，他攀爬的高度约为518米。

接下来的《碟5》，他贡献了“徒手扒飞机”的名场面。400公里时速的运输机上，克鲁斯整个人贴在舱门前，只有门边的支架可抓。20分钟的拍摄中，只有一根安全绳可保他一命。

《碟6》中，他从7600米高空跳出飞机，离地600米开伞，是首个在电影中执行HALO跳伞的人。《碟7》则是摩托飞车，为了追上火车，他要骑着摩托车，从挪威的赫尔塞特科本山（Helsetkopen）海拔1200米高的悬崖飞出去，与摩托车分离后，他在离地约1200米的峡谷中坠落，并在不到152米的空中，打开降落伞。为确保镜头完美，他前后表演了7次。